她之前发现汤玉玮是发现宝藏，现在发现汤玉玮是发现——

不，她不敢想。她过去完全没想过会是这样，现在也无法想象。她收拾东西往外走，出去按道理应该以最快速度上报结果，可是她能上报她听见的内容吗？她如果要把事情说清楚，那势必把汤玉玮的身份说出去。能说出去吗？她不知道。要么她编个故事撒个谎？对上级忠诚多重要，巫山不止一次告诫她要忠诚，欺骗的下场是恐怖的。可是难道她把汤玉玮的身份说出去吗？她怎么知道别人不会害汤玉玮？她连汤玉玮为谁工作都不知道她能说吗？

她没想到自己遇见的第一个说不清身份的同行就是汤玉玮。

可如果汤玉玮是同行，汤玉玮知道自己的身份吗？想到这里她浑身一颤，感到一阵可怕的寒冷：如果知道，那汤玉玮之前那样积极地靠近自己，是否别有目的？如果有，那会是什么目的？

想到这里她突然站住，人已立在外面的大街上——她想等待汤玉玮，她有那么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自己听错了，希望自己发懵了，希望自己的耳朵终于欺骗了一次自己，希望等不到汤玉玮。

只要等不到，就不是，对不对？她的这两份生活就没有交叠，就没有互相入侵，她就是安全的，就不用一边对汤玉玮撒谎，一边生活——

风过，她站了好久，忘记汤玉玮有可能已经走了的事实，执着于无用的等待。

直到等待的无用与可笑终于说服了自己，她转身要走，就遇见汤玉玮面朝着她走过来。

“清璋，你怎么在这儿？”

作者有话说：

{33}抗日战争期间，国际饭店第十六层成为了日本和德国的间谍机构的活动场所。此处能使用其楼下餐厅，是剧情设置，不可靠。

{34}采用威妥玛拼音，“高”。

{35}晴气庆胤（1901—1959），193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4年任职日本参谋本部期间，被派到中国九江刺探情报。1938年6月任“对华特别委员会”头目土肥原贤二的助手。1939年2月10日，根据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的“训令”，帮助李士群、丁默邨建立特务组织，成为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后台。后参加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1940年11月，任汪伪政权的军事顾问。

第九章

汤玉玮自以为自己的计划是很完美的。直到她回到家，在床上躺着回想的时候，她还是这么觉得。

她是在1月15日悼念沈西苓的会上领到任务的，要她去营救一位被抓进76号的同仁出来、再安排此人回重庆。她按德堂的要求，在悼念会的现场见到了来人，对方用眼神看她，她回以鼓励。人群中两人靠近，“山寺钟鸣昼已昏”，对方说，她于是说“渔梁渡头争渡喧{36}”。没问题，两人就行礼如仪，然后躲到现场的另一个角落里说话。这边接头完，她再去找德堂，议定了做法，再三推敲其可靠性。一个月的计划之后，她首先是找到严斐{37}，透过严斐找到了高佩瑜，请求往来广泛、人脉惊人、中日双方都想拉拢、日本宪兵队尤其在意、但是本身持有抗日立场的高佩瑜设局，“陷害”汉奸邓云瀚，迫使邓云瀚答应协助造假身份将被捕者放出来。由她传达给高佩瑜的条件是，事后由军统安排高佩瑜立刻乘船离开上海，经由香港去后方，让高佩瑜的心愿立刻达成。

地方倒不是她选的——虽然她觉得国际饭店很危险但也很安全，眼皮子底下，她胆子大就没有人敢怀疑她——是德堂选的，理由是管丰泽楼的余清源也是自己人。

她提前一天把药给了高佩瑜，高佩瑜灌醉了晴气之后，趁邓云瀚不备给邓云瀚酒杯里倒进去，白色无味的粉末，化在白酒里还化得更快，简直是酒代法。等邓云瀚晕过去之后，藏在外面走廊上的她再进去，确定邓云瀚没知觉之后拍照——那药能让她和高佩瑜随便摆布邓云瀚，说是邓云瀚欲对高佩瑜行不轨都可以——拍完了，再给邓云瀚来一针解药，然后就可以说说话了。

她当然没有光是威胁他，她给了他三千美金的奖励，甚至许诺他想跑去香港都可以——这话是德堂建议的，她觉得如果邓云瀚聪明就不会去香港，谁知道会不会有人把他从船上推下去？还不如就此投诚来得安全——胡萝卜加大棒，她觉得这样最好。看今天邓云瀚的样子，她完全相信自己可以顺利把那位同仁救出来——邓云瀚刚醒酒没多久就着急忙慌地跑上去了，她才不问邓云瀚为此要作什么、冒什么风险，横竖他是自担风险，出了事他们大可以干掉他，做不干净他第一个受害，她的任务只到把那位同仁送走，一切就平安无事。

当然这里面算来算去就是没计算邓云瀚也可能上去就立刻交待自己的错，说有抗日的人设局他，就在楼下坐着，然后让宪兵队来抓她。这当然可能，她知道，但以她对邓云瀚的了解，她判断不会。何况这个点了，能处理这件事的日本人都走了，邓云瀚就是想调动人也要等到明天早上，而他现在就上去了。

何况在现在的上海，三千美金是越来越值